本来英语是我各门功课中的短腿，但自从与这位美国老师交上朋友，我的英语很快就让班里所有的人刮目相看了。

    那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星期天，我写的一篇暑假实习体会文章发表在《中国青年报》上，报社给我寄来150块钱稿费。150块，这对于一个穷大学生来说，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！当我怀揣着这笔财富高高兴兴回宿舍的时候，他喊住了我。他的中文名字叫李查理，我们都叫他查理老师。当时查理老师正在他宿舍楼前一棵马尾松下的连椅上闲坐，我走过去，查理老师给我让出一些空来，让我也坐下。我知道查理老师叫我不会有什么事，他只是想让我陪他坐一会儿，说说话，我理解一个远在异乡的老人内心的寂寞。的确没有什么事，我们说的话也不多，他不时纠正着我的英语发音，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。我说查理老师今天我请你吃中国美食。他立刻就OK、OK地答应了。说实话，这次请查理老师吃饭不光因为心情好，我还揣了一点私心。大学四年即将结束，我打算报考研究生，可我的英语才过四级，而考研究生必须过六级。

    我们来到校外一家东北人经营的水饺店，我点了胡萝卜羊肉和韭菜海鲜两种水饺，这都是我最爱吃的。服务员填好单子刚要走，查理老师叫住了她，用手比画着要了两大扎啤酒，我知道每扎是15块，不禁暗暗叫苦，但还得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。不一会儿，水饺上来了，扎啤也上来了，我们一边吃一边聊。我讨好地问查理老师，美国是许多人向往的地方，您这么大岁数还不远万里到中国来工作，为什么？查理老师说，在美国我只是一个没人理睬的退休老人，在中国我却是处处受人尊敬的老师，我还是学校的招牌——查理，来自美利坚合众国的资深教授。哈哈，说到这里查理老师得意地笑了。在以后的交往中，我知道查理老师有两个儿子，一个是银行家，一个是电脑工程师，他们各忙各的，电话都很少给查理老师打一个。在美国，他比宫娥更寂寞！不知不觉两扎啤酒喝光了，不知是酒精麻醉了我的小肚鸡肠，还是面对面的交流溶解了我们的距离，我变得慷慨起来，又叫来服务员要了两扎。

    查理老师对充满儒文化的中国家庭充满好奇，在酒精的作用下，我毫无保留地满足了他。我说我是独生子女，出生在一个石油小城，母亲是中学教师，父亲在一家国企当个小官，最早的时候是石油工人。酒精进一步使我的大脑失去控制，我开始胡说八道起来。我说父亲是个吝啬鬼，他是个大型油田属下的中型电厂的厂长，晚上却只开一只15瓦的台灯，把房间弄得黑洞洞的，像座坟墓。而我常常忘记关灯，其实有时候我是故意那样做的，比如说从卫生间出来，从厨房出来，或者从我自己的房间出来，我故意不关灯，这时候父亲就会冲着我大喊：关灯，关灯！说着我喝了一大口啤酒，笑了。查理老师也笑了。我说现在父亲得了糖尿病，我劝他提前退居二线，他却不肯放弃那顶乌纱帽。查理老师不明白什么叫乌纱帽，这费了我不少工夫解释。此刻，我已是面红耳赤，头重脚轻，舌头麻木得早已不听使唤。

    后来我是怎么从店里出来的，怎么来到查理老师那一室一厅的宿舍的，我完全记不起来了，当然这顿饭也是查理老师买的单。我只知道，在查理老师的宿舍，他煮了一壶咖啡让我喝，再后来我就在那张沙发上睡着了。下午我醒了过来，查理老师正在煎牛排，还做了汉堡，榨了果汁，汉堡是从超市买来面包，塞上生菜、奶油和煎鸡蛋做成的。这天晚上我在查理老师那里吃的饭，吃完饭我们又聊了很久我才回宿舍。

    从此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，每到双休日，不是我请查理老师吃水饺，就是查理老师请我吃煎牛排和汉堡，当然还有新鲜果汁和咖啡，但还是在查理老师那里吃的时候多，因为我毕竟是个学生，有时候明明说好我请客，但吃完饭却是查理老师买的单，他总是说还是让“富豪”来吧。与我相比，查理老师当然是富豪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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