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从小爱书，所以从上中学的那一天起，就没有一天不是与书相伴，哪怕工作再忙，事务再杂，心情如何不痛快，只要捧起书，一切烦恼杂陈便烟消云散。于是，书成了我生活的调节剂。

    随着年龄的一天天增大，与日俱增的便是一摞一摞的书籍，由此也便有了收藏书籍的癖好。然而自从1984年第一次书价调整，到如今书价已经令人望而生畏。有时遇到一套好书（书好价更好），魂儿也就让书店勾了去，囊中羞涩的我不惜数次到书店，一次次地把书从书架上取下，又一次次地再放回书架。如此数日，有时便形成了遗憾，好书让别人买了去，大多数时候则是在剩下一半套之时不得不狠心买下。二十年来，我跑得最多的也是书店。在太原市，只要是书店，不管是公家的个人的，专业型的综合型的，就连小门店都了如指掌，像古籍书店、尔雅书店，这都是每月要光顾数次的地方，甚至对书店的门市演变到营业人员的调整变动都心中有数。即便是对外地城市，出差时必跑的地方也是书店。往往出差在外，人未到家，书箱已提前寄回家中。

    然而书价的一次次上涨，囊中的一次次羞涩，终于使自己寻找了其他的路——怎样用较少的投入买回价值较大的书籍。于是每逢书市或书店处理旧书，自己总是逢市必去，有时都明知是盗版书籍也要花钱去买。许多次意外的收获令自己终身难忘。比如在1988年春夏之际，在长风剧院的院内，花了原书价钱的一半，也就是9元钱便买了两套中国书店的影印本《三国演义》和《西游记》，并花一元买到了朱伯昆的《易学哲学史》（第一卷）；在90年代初五一路书店处理书籍时，花了不到10元钱就买到了符定一四卷本精装《联绵字典》。特别是近些年来南宫旧书市场的启动，更使自己从中挖掘了不少花钱也买不到或花大价钱才能买到的好书。也由于此，结识了一个个练地摊的旧书卖主，旧书老王为自己提供了80年代初再版的乾隆《沁州志》、《潞州府志》和雍正《泽州府志》以及民国《平顺县志》等线装书；山东芦氏兄弟为自己介绍了民国《昔阳县志》等。在我收集的众多地方志中，有相当数量就来自南宫的旧书地摊，来自于一个个下岗后从事旧书买卖的小贩。现在只要有自己需要的书籍，这些书友都会将相关信息及时告知。

    读书渐渐使自己开始藏书、鉴定书，就是在不被人注意的旧书摊或收烂货人的手里，也时有让人意想不到的好书。记得那是在去年秋日的一天，山东芦氏兄弟找到我，说有一套县志有人要卖，但要价过高，吃不透也就没敢收，要我鉴定一下。由此，我与芦氏兄弟一道，在天近黑的时候骑车向大东关一带奔去。走着走着，一个个拉平车的收烂货人进入视野。从口音中听得出，这些人都来自河南。这时芦氏兄弟的收书工作开始了，他们将一辆辆收烂货的平车拦住，问是否有旧书、旧画。起初我跟着在一边看热闹，只见一个个收烂货人从车中掏出一叠叠旧书，一卷卷旧画，甚至还有旧照片，旧相框等。芦氏兄弟一本本翻来阅去，最后将觉得有价值的旧书5角一斤收下。看着看着，我也耐不住拦车翻书，还真不错，一会儿就收了十多本旧书，最让我满意的是居然收到了一本沈宜甲《科学无玄的周易》。当时的那个满足劲儿真不亚于捡到了几百元钱。等到掌灯时分，芦氏兄弟将我领到了耙儿沟村南坡上的一个小院，一进院门才发现，院子并不小，光是收烂货的平车就排了数十辆，院中还不时传出狗的叫声。没等我详细打量，已经被领到一间屋子，其实根本不能叫屋，仅仅是一个棚子，里面灯光昏暗，一个老汉从炕上起身答话。一番话后，我才知道此人姓葛，是河南驻马店人氏。他用黑黑的大手从床下的筐子中取出四册书。我接过一看，似乎是一套复印的民国《昔阳县志》，但细细翻阅才发现，第四册的页码中有一些是麻纸，所以断定它不是复印本。于是我装出一副商人的模样，向葛老汉开了价格40元钱。葛老汉觉得有些低，我又加至50元，于是成交。说实在话，50元买到这样一套书真是不贵，自然葛老汉也没吃什么大亏，他本来也就是几毛钱一斤收来的。

    顶着满天的星斗，芦氏兄弟又挨门挨户找那些收烂货的人收书去了，我带着一脸喜悦踏上了回家的路——那条坑坑洼洼、从农村通向城市的路。渐渐地，星星看不见了，路灯代替了星辰。我边走边想，收书人的生活真好，真有乐趣。但到了晚上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收烂货人的车队以及平车上啼哭的孩子，一个个收书人寻觅的目光，葛老汉的那双手像演电影一样不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。唉！生活真不容易，从收烂货的河南人到售旧书的下岗职工，他们收书是为了生活，而我读书却是在享受生活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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